淘汰论是危险的误解！就“替代”问题而言，在局部技术环节上替代是可行的，但实验动物作为一个完整的支撑学科，其核心价值是不可替代的。原因在于：（1）药物代谢复杂性：许多药物进入体内后需经历代谢分解，其代谢产物可能引发新的生理效应，仅凭体外细胞模型无法完整模拟这一过程。（2）免疫毒性（如过敏）评估局限性：药物过敏涉及全身性免疫反应，当前的替代方法根本无法模拟和检测此类系统性反应。美国所谓“替代”本质是“风险转嫁策略”，必须指出的是，美国模式使得企业面临承担巨大风险：若企业选择不进行充分的动物实验，一旦出现安全问题，将面临严厉追责。事实上，即使如瑞士罗氏集团这类大型药企，虽然也积极采用器官芯片、计算机模型等非动物方法进行初步筛选，但在关键的安全性评价上，最终仍需依赖动物实验数据来确证风险，因为现有替代技术仍有其局限。美国现政府在这种模式下实则是“缺位”的风险管理者，并有资本幕后参与政府决策的背景，目的是降低药物安全评价的动物实验的成本，特别是使用灵长类动物的高额成本。但中国截然不同，我国将药品安全视为生命线，坚持全流程监管。因此，中国在替代方法的推进上绝不应冒险和盲目跟风，并应对其进口的、新近取消了动物安全评价的药物，按照中国药物安全评价的相关要求，加强监管和检测，以便确保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。